[2003年5月11日，母亲节，此时正是抗击SARS的关键时刻]
     清晨，我们还没有起床，女儿就打来了电话，祝贺母亲节。娘俩的对话勾起了我的辛酸：
   母亲：金金，你那里的疫情怎么样了？
   女儿：没事，您别老担心。
   母亲：我请好假了，想去你那。
   女儿：妈，您别来了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您和爸爸要多保重。
   疫区的女儿想着母亲，要么她不会这么早来电话；山里的母亲想着女儿，要么她不会瞒着我请好假。快五十岁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切呢？
   此时此刻，我也想起了妈，想起离开我快三十年的母亲，想起了老人家跟我说的话……
  “庚子年间，你姥姥的大姨扔下两个孩子参加了津门‘红灯照’同‘八国联军’打上了。记得在老家霸州城，你姥姥亲眼看着‘红灯照’的姐妹们，穿红衣，戴红帽，拿着护身符，举着大砍刀，喊着‘刀枪不入’，冲上六郎桥，可洋鬼子的洋枪响了，她们都躺在了六郎桥上，桥下的水都红了。”
   “‘七?七’事变后，咱下码头村被鬼子占了。姥姥领着我们担惊受怕地过日子，你姥爷、舅舅们都躲起来了。一天，几个鬼子走累了，过咱家来要水喝，喝完后一个鬼子把钢盔忘在了锅台上。你姥姥拿起来，扔到猪圈里，嘴里嘟囔着：‘小日本，让你脑袋叫猪啃。’”
   “不一会儿这个日军回来找钢盔，你姥姥愣是装着没听明白。后来汉奸翻译赶过来告诉是丢了钢盔，你姥姥说：‘什么，张飞？俺家没有。’弄的他们哭笑不得走了。”
   “1946年的时候，你的大姨的大儿子，也就是你大表哥陈义新，参加了聂荣臻领导的部队，国民党、返乡团找到你大姨，叫她把儿子叫回来，你大姨不肯。他们就烧红了七八盘煎饼鏊子，叫你大姨走过去，说：只要你走过去，就不跟你要儿子了。你大姨眼都没眨，就上了鏊子。还没走上四盘你大姨就晕倒了，那双小脚从此就再也落不了地了。”
   记得那是1968年，父亲被打成“历史反革命”。一天晚上我和妈妈被“群专”带到医院红楼，被分别“审讯”。当时我只有13岁，他们叫我说家里的“军火”藏在哪里？我蒙了，说：不知道。他们就把我吊到楼梯上。母亲知道了，就说：“小孩子他知道个啥，我领你们去找‘军火’。”不一会儿，母亲被他们连推带搡的押回来，还被打了好几个耳光，我被吊的更高了。
   到家后，妈妈跟我说：“我把你玩的手榴弹给他们了，他们说我是拿他们当猴耍，所以就打了你，也打了妈。”
   妈妈身体是很好的，可就因为这惊、这吓、这打，爸爸“解放”了，妈妈却病倒了，三年后走了。
   这是母亲一家的母亲们留下的，有为国的，有为家的，但是都透着女性的伟大和奉献。如今，一切都好了，SARS又来了，女性的伟大又张扬了起来。
   你想：清朝倒了，鬼子完了，老蒋跑了，“文革”否了。那么，小小的SARS，还能把咱吓垮吗？
   女儿担心妈妈，妈妈惦念女儿，这是女性的天性，女性的博大。那么，父亲呢？他也同样怀念着母亲，关心着女儿。